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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文数量世界第一的背后: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添加日期:2018-03-31    点击率:284    来源:oppo手机 新闻资讯    录入人:金亚军

深圳师者情怀

“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日前,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施一公语调沉重地说道。

面对这项数据,为何施一公脸上没有一丝骄傲,反倒是一脸担忧?

施一公委员发言

“有些评论因此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我很担心。”5分钟左右的发言,施一公说了3次“很担心”,让他感到担心的,是目前科研的现状和科研评价的问题。

“在中国,想‘做’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在此次会议上,施一公在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过去5年里,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了两倍,技术交易额翻了一番。“如果较真一点,假设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从100增加到300,技术交易额从100变成了200,那么单个专利交易额其实是不增反降了,是5年前的66%。”施一公算了一笔账。

这一数据折射出来的,是科技评价体系的问题。施一公称,在各个单位,不论是晋升还是考量绩效,都会把专利、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作为标准,而且这一风气愈演愈烈。

 
   “但这几个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文章数量、论文引用率、杂志的影响因子——都可以人为地提高。我想大家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他表示,“各个学校、单位都办了杂志,想要提高影响因子,互相引用就可以,引用多了,影响因子自然也就高了。”
 

“中国这样的国家,想要把这3个指标做上去,我认为是易如反掌。”在施一公看来,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美国没有这样的评价方式,科技实力却依然领先。

“因此,论文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大家千万要分开。”

不过他也承认,数字指标在各个单位都很重要,影响到评奖、评优、评先:“这是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如何反映科研的质量,但有了这些标准,大家拼命‘做’这个数字怎么办?”

“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谈到业内和社会各界出现的“论文无用”论,施一公表示“坚决反对”。

“没有论文,怎么能有科学技术?但在追求论文的导向如此之强的时候,评价立场如此鲜明的时候,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非常大。”

如何改变现状?“说实话,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如果要提建议,就是应该进一步改进科学评价体系,这需要全社会达成一种共识。”施一公谈到。

考核体制:学术界的一大问题

从SCI开始,到IF,再到CNS,看似是逐步重视质量,但本质上还是论文导向。论文导向错了吗?诚如施一公所言,这并没错。

我们都知道,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就是要通过发表学术论文(著作)来阐述自己的学术理论和发现。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以论文为导向可以说是错了。

这样的政策导向,很容易把科学追求的精髓淡忘,而进入一种功利性的追求。一旦跟物质利益、功名权贵等等,结合在一起,在具有无限智慧的国度里,长期以往,后果可想而知。

看看今天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后果,就不难理解学术界今天的样子。

学术界本来就有学术界的规范和标准,大家都清楚的。学术期刊就是专家负责制,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学术论文的质量,专家的审稿意见是决定因素。同行评议,都很清楚。

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运行呢?利欲熏心。好好看看这个字——熏,看见什么了?

如果没有健全的、公平合理的考核体制,这样下去,还是“涛声依旧”。

中国科研现状: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除了论文以外,目前中国的科研现状,也让人担忧。

前段时间,某国立研究所所长也在自述中表示,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他谈到。

(以下内容根据其口述材料整理。)

跟班式研究害人不浅

其实,中国人很勤奋,中国的科研者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智商也不在他们之下,国家给的资金也算充裕,投入的人力更是不比他们少。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面上一片繁荣,实则深藏危机”的状况?

“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上述某国立研究所所长说。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现有学科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乱

再谈另外一点,现在各个大学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那他们以什么为指标?还是上面谈到的论文。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应该有一个完整合理的布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有什么顶上去。而现在以论文为标准的话,大家一定会偏到“哪个热、哪个好发文章”的领域去。

比如说,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纳米去了,因为那一块发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

下来,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东西没人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另外,它会把我们现有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都会打乱。

按道理说,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一帮人在那里弄,弄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学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个学科的格局还应该在那儿,更新也应该是间接的、渐进式的。但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大家一看哪个地方热,就哗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个学科的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坚守、呼吁。这样,下一个科学的重大发现就和你无缘了,因为人都已经跑光了。

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对困难的沉默期,比方说十年、二十年,这就需要有一帮人顶得住。

像在国外,经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个人收入并不受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智者,只是说他还没有到时候拿出东西而已,对他非常宽容。

我们现在也说宽容,但各种与物质、与利益相关的都不是宽容的,所以就养成跟班式的研究。这是大多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的结果,不能怪科学家不讲良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必须往这个方向走。

你要想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仅冲乱了现有的学科体系,还使得新的重大突破与我们越来越远。

科学家的科学鉴赏力正在被损害

跟班式科研损害的,还有科学家的鉴赏力。

就拿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吧。自然科学基金分几类,青年基金这一块,看的还是申请者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它不会有恶性引导;但是当你申请和重点基金时,就不一样了。你要申请面上基金,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影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证明;当你要想去申请重点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证明你是这个圈子里能够数得出来的几个人了。总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无论是青年还是面上、重点基金,申请者都要说热点的话题、流行的话题,因为评委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对前沿现状比较了解。你要是说一个冷门问题,很容易引起意见分歧。虽然基金委也有异议项目,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异议项目需要几个评委一起联名提出,认为它真的好。但是,说句实话,我在那里开了七天会,那么多项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项目可能都来不及,根本没精力去看看被别人枪毙的项目里有没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创性的项目,就一定会和某些评委产生冲突。比方说异议项目拿到我手里审,我过去的工作证明这个杯子是圆的,你却说这个杯子其实不能够用“圆”来形容,而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那我这个评委本能地就会反感,本能的就会给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说:徐老师说杯子是圆的,这个理论真的很伟大,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看看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评委一看心情就很顺,就容易给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创的东西就会冲击大家现有的观念,甚至会冲击到某一派人——他们过去已经靠这个获取过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PASS掉的申请书,理由就两句话:“研究队伍不合理,建议不予资助”——其实评委们并没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断地给你弄掉。

这样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对科学的鉴赏力。现在去开会评审的人,应该都是有帽子、有职位的人,但是你和他们来交流时会发现:不管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审美或是对学科本身的整体把握,你会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

我经常拿基础研究和艺术创作来做比较:现在我国不光没有创造艺术的,而且缺乏有艺术审美力的鉴赏家——科学也是这样。结果就是:你画出来的画那我一定觉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规范、多么与国际接轨啊,你那个曲曲折折的是什么?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鉴赏力丧失,怎么还能创新?

中国现在的科研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所以还是知无畏、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最容易出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

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是绝不会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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